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蜀汉建兴十二年（234年）诸葛亮去世后，蜀汉由蒋琬和费祎相继执政。二人认为，魏国地域辽阔、势力强大，与之正面交战难以取胜。在此形势下，二人决定改变诸葛亮在世时的进攻方略，暂时不对曹魏发动大规模进攻。随着战略方针由攻转守，蜀军的兵力部署也进行了调整。正始三年（242年）春天，姜维率领的部分蜀军首先从汉中退驻涪县（今四川绵阳）。第二年，蒋琬亦率蜀军主力撤驻涪县，此后，费祎出任蜀汉大将军，从患病的蒋琬手中接掌兵权。相比汉中，涪县的地理位置更靠近蜀汉的心脏地区。同时，当地有涪水运输之利，上抵边关江油，下达重镇江州（今重庆）。陆路北通剑阁，西南距离成都仅三百余里，粮饷供应方便，可以接应四方。蒋琬和费祎的想法是，边境若有紧急，可由此领兵北上增援。

汉中是处于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之间一片较为狭小的山间盆地，它的北面是莽莽秦岭，南面为大巴山。自古这里就被称为"形势之地"，所谓"前控六路之师，后据两川之粟，左通荆襄之财，右出秦陇之马，号令中原，必基于此"。这里交通便利，"北瞰关中，南蔽巴蜀，东达襄、邓，西控秦、陇，形势最重"。作为连接关中与巴蜀的主要通道，历来敌对双方为了自身的进退考虑，都会竭尽全力争夺此地。在三国鼎立的形势下，汉中对于蜀汉的意义要比对于曹魏的意义更为重大，这一方面是由于嘉陵江和汉水的原因，汉中与蜀中的联系更密切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秦岭的险峻比大巴山更甚。自汉中越秦岭北进较难，越大巴山南进却较易。魏蜀以秦岭为界，尚可共享秦岭之险，若以大巴山为前沿，则地理上的优势将倒向魏国，故而时人即言"汉中则益州咽喉，存亡之机会，若无汉中则无蜀矣"，失去汉中，蜀汉就难以立国。只不过，魏国要夺取汉中又谈何容易！从关中前往汉中较为近捷的是穿越秦岭山脉的几条通道，即褒斜道、傥骆道和子午道，其中褒斜道以南循褒谷、北走斜水而得名，路程五百余里，道的北口即是渭水之滨大名鼎鼎的五丈原。这条道路在秦岭诸道中相对省时省力的，故汉代关中通往巴蜀的驿路就设在这条道上。即便如此，曹操在与刘备争夺汉中的战争中，仍因褒斜道险峻的山路吃足苦头，感慨"南郑直为天狱，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"。

相比之下，傥骆道和子午道的通行条件还不如褒斜道。位于东面的子午道南口，是几条通道中距离汉中最远的，兵家向汉中进兵，一般都不走此道，而傥骆道是由汉中盆地东端的成固（今陕西省洋县）入傥水河谷，过分水岭后，再沿骆谷进入关中平原。其道路程虽短（全长420里），但中间绝水地段较褒斜道长，山路险峻，其中越秦岭主峰一段，盘山路曲折回旋八十余里，共八十四盘，行军不易，易受阻塞。曹爽恰恰选择了大军从傥骆道进攻汉中，事实证明，这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。魏军来犯的消息传到汉中，令蜀汉守军极为震惊。当时在汉中驻有不足3万的蜀汉守军，算上当地农民战时变成的义勇（按照稍后西晋太康初年的人口统计，汉中郡为15000户，而三国时期可能还要少些），以一户出一丁计算，总共估计可以征集近万义勇。人数上不占优势，义勇的战斗力与正规军自然不可同日而语，因此，面对气势汹汹来犯的10万魏军，汉中的蜀汉守军处于绝对的劣势。

由于兵力严重不足，蜀军在防御时不得不采用虚张声势的做法，"多张旗帜，弥亘百余里"。王平所率领的"后拒"数量少得可怜，如果魏军从兴势前线分出部分兵力改走不远处的子午道进入汉中，身为都督的王平只能带领千人赶赴援救。好在狭曲陡峭的傥骆道帮了蜀军的大忙，如曹丕当年所说，"汉中地形实为险固，四岳三涂皆不及也""一夫挥戟，千人不得过"。魏国大军入骆谷数百里，成了一字长蛇阵，兵力上的优势得不到发挥。而处于劣势的蜀军不但凭险据守，有地利之便，其军中由南中少数民族组成的"无当飞军"更是骁勇异常，这支部队人人身着铁甲，翻山越岭如履平地，最擅长的是夜袭，装备的是涂有毒箭头的连弩和钢刀。当此之下，魏军"进不获战，攻之不下"，陷入被动境地。王平的坚守为蜀军主力的到来赢得了宝贵的时间。闰三月，后主刘禅下令费祎率军救援汉中。但涪县与汉中距离过远，相隔几乎近千里，按汉代军队每日行程，"轻（装）行五十里，重（装）行三十里"，加上蜀道险阻，行军艰难，援军赶到汉中已是4月的事情，距离魏军入侵几乎已过去两个月了。

这场战役不为后世所注意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"名将"效应。整场战役不但与前三国时期将星云集的赤壁之战不可同日而语，甚至连后三国时期有名的人物如司马懿、姜维等人也都置身事外。在参战将领中，名气最响的恐怕是日后路人皆知其心的司马昭了，然而，其时此人不过是曹爽麾下一名普通的"征蜀将军"。于是，相比同时期的其他战役，很多作家较少着墨此战，甚至忽略了此战。但是，这场兴势防御战的意义却绝非如此无足轻重，明朝战略家刘基在其著作《百战奇略》中，将此战列为"退战"的经典战例：一旦敌军占有绝对地理优势，你已难以继续战斗，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迅速撤退。很大程度上，兴势防御战是三国时期最重要也最被低估的战役之一。一方面，曹爽首次用兵即遭到惨败，使其威望和影响力骤跌，为5年后他在与司马懿的权力争斗中最终倒台埋下伏笔。而接连3次攻伐汉中的失败（219年曹操败于刘备、230年曹真与司马懿败于诸葛亮，244年曹爽败于王平与费祎），令魏国内部对伐蜀产生畏惧心理，当20年后司马昭决议伐蜀之时，举朝大臣竟然只有钟会一人赞成，连在前线与姜维交战多年的宿将邓艾居然也觉得蜀汉无隙可趁，反对攻蜀。其时，地跨整个北中国的曹魏竟然畏惧仅有益州之地的蜀汉如虎，着实令人大跌眼镜。

另一方面，兴势防御战的情况表明，蜀汉兵力的战略部署存在缺陷，即汉中前线与后方援军的驻地距离太远，遇有急难赴救要耗费较多时日。为此，费祎代蒋琬主政后，立即将蜀军主力移驻涪县东北数百里的汉寿（今四川广元昭化北）。这里可依托西汉水（嘉陵江）运输之便，与汉中的距离也被缩短了一半，能更加迅速地支援前方，不失为攻守兼备的妙手。而姜维继费祎统率蜀军之后，却错误地总结了兴势之战的经验，认为固守秦岭外围，"适可御敌，不获大利"，决定放弃汉中外围，收缩防守，撤消了外围的大部分据点，将蜀汉军队集中到汉、乐二城（恰是兴势之战时王平反对的意见），企图以此来诱使敌军重兵进入汉中盆地，待其乏粮撤退时再行反攻，全歼来寇。结果，姜维的决定铸成大错，待到钟会伐蜀时，魏军轻易地进入汉中平原，攻破阳安关（阳平关在蜀汉后期又名阳安关），引起蜀汉北部防御体系的全线崩溃，在3个月内蜀汉便土崩瓦解宣告灭亡。这恰恰从正反两面证明，在兴势之战中作出正确决策的王平，堪称延续蜀汉国祚廿年的大功臣。而作为名将形象的王平与这场兴势防御战一样，却早已湮没在历史之中。